军旗，是象征军队的旗帜，是军队荣誉、勇敢和统一指挥的象征，一般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制定和颁发。军旗由旗幅、旗杆和旗顶组成，其规格、质料、颜色、图案（字样）及制作方法，按各国军队的相应标准来规定制作。

  要说国民革命军军旗的历史，还得从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说起。陆皓东（1868—1895），原名陆中桂，字献香，后以号行。陆皓东出生商人家庭，但他并没有选择继承祖业，而是在孙中山影响下参加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兴中会。

  组织革命军，并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这是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步。那么该使用什么旗号来进行武装起义呢？孙中山将旗帜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陆皓东。经过陆皓东的精心设计，旗诞生了。

  旗中的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著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也象征著国家的命脉，随著时间的前进永存于世界；更鼓舞国人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取象宏美，中华民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之最者，且，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这一设计在经过孙中山的补充诠释（将旗面内容缩小为旗面的四分之一，置于旗面左上角，旗底采用红色，意为革命牺牲奉献的精神）后，于1895年3月16日在兴中会总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的会议中得到通过，就此确定了革命军的军旗，会议还决定在同年10月计划发动的广州起义中正式打出军旗。遗憾的是，由于消息泄露，广州起义未能成功，军旗也因此没能被使用，此后直到1900年10月惠州起义时才正式打出军旗。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确定了以五色旗为国旗和十八星旗为军旗的方案。由革命军所使用的军旗因此淡出陆军，改被海军采用，使其成为海军军旗。

  在经过护法和护国战争后，孙中山于广州重新竖起革命大旗，他在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提出重新起用军旗，并改定该旗为国旗。这一提议最终在1924年6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中得到通过。与此同时，还确定了陆军军旗的图样——将原本置于左上角的改置于旗面的正中位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方案曾在1895年的会议中被否决，此次是重新取用。至于海军军旗，仍然沿袭民国初期就确定的样式。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的军旗随着军队所到之处走遍大江南北。但由于国民革命军内部派系繁杂，尤其是收编了大量的北洋残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导致陆军军旗式样层出不穷，十分不符合规范。比如西南地方的军阀除了军旗外，还打出了封建王朝特有的统军将领姓氏旗；又比如西北地方的军阀，为了图省事，竟然沿袭清政府的三角龙旗，只是将图案改为，显的不伦不类。在旗面的用布上，旗杆的长短上也很不统一。

  在部队的番号区分上，也是花样百出。以黄埔军校师生为基础的部队所使用的部队旗，在旗面的番号标注上能够统一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军”的字样（当时只有军级单位拥有司令部旗帜）。但对杂牌军来说，番号格式就很混乱，有的写着“中华民国陆军第×军”，有的写着“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军”，还有的直接写“陆军第×军”。番号的位置也极不规范，按照原定式样，番号应置于旗面左侧靠近旗裤（穿旗杆的部分）边的白条上，地方军阀却有将番号直接打在旗面的红色位置处，也有将番号写到旗帜的右侧。

  有鉴于此，蒋介石在经过1930年的中原大战并重新取得全国领导权后，开始正式规范陆军军旗的使用标准，并于1932年下发各部队遵照执行。根据规定，陆军军旗需依照“横直八与七之比例，用红羽纱或红绸布为地，内嵌面幅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为中心”，司令部旗帜只限定师司令部可以拥有（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以师为战略单位，取消了军司令部旗），采用“红羽纱或红绸布为地，横宽144厘米，直长96厘米，内嵌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缘边加缀12厘米长黄色丝穗，靠旗杆一边镶白绸一幅，宽9厘米，长68公分，上下各距旗边14厘米，中缀黑纱制成‘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军（或师、独立旅）’字样，上冠朱红旄”。同时，国民政府对于相对统一使用的海军军旗也给予规范，规定“海军军旗制式一如国旗，惟一切配件均按军旗制定”。

  在确定完军旗及司令部旗，国民政府又于1935年仿照日军的联队旗制度，批准步兵团及各兵种团也可以拥有“团旗”，并分批对各步兵团及兵种团授予“团旗”。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即1939年，国民政府根据战争需要重新调整了陆军野战部队的编制，确定以军为战略单位，军司令部旗帜再次被启用。与此同时，对军旗的使用标准也进行完善，其中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在军旗上增加一面三角旗，上书“军”、“师”、“团”等字样，以方便友军迅速识别。

  军队所到之处，都会出现军旗，如陆军军旗、军司令部旗、师司令部旗、团司令部旗。在平时，这些军旗会在行军队伍的最前方，由专人负责举旗，以示军威。在北洋政府时期，军旗由部队任命的掌旗官专职保护，国民政府时期取消了旗官的编制，改由司令部特命副官来承担这一职责。

  在战时，为保护军旗，许多部队只会将常用的陆军军旗抬出，各级司令部旗帜则收起保存，由副官看护。但有的部队为了鼓舞士气或迷惑对手，也会冒险将司令部旗帜放出。比如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第190师师长梁华盛为迷惑敌军，将各级司令部的军旗、师旗、团旗全部插在前沿阵地，使日军误判对手指挥部所在位置，在错误进入中国军队早就布置好的伏击阵地后遭到重创。

  如果打了胜仗，自然皆大欢喜。但如果打了败仗，尤其是陷入重围随时有被歼危险时，部队长为了避免司令部旗帜被敌军缴获，会命令专职副官设法保护突围，又或者就地焚毁。

  在1937年南京保卫战期间，第87师521团中尉副官韩时忱就在日军入城时承担起保护团旗的任务。为保住团旗，韩时忱将团旗从旗杆取下后揣入怀里，他在5名士兵的保护下换上便服向挹江门转移，打算从那里经下关渡江。转移时，其中1名士兵为了保护韩时忱而头部中弹身亡，其余5人则继续向目的地前进，并从城墙上残留的梯子攀爬到城外。

  抵达江边后，韩等5人从沿江一家木厂里扛出几根粗大的木棍，又用马路旁边找来的电线捆绑扎实后投入江中。他们冒着日军战斗机的扫射成功抵达江北，并在徐州将团旗叫给团长郏国选。韩因保护团旗有功被提升为上尉副官，奖励法币100元，其余4人也都分别受到嘉奖。

  在1939年的桂南会战中，第49师遭到日军重创被迫突围，该师所属第145团的团旗保护任务由中尉副官李锐舟负责。为使团旗安全转移，李锐舟在1名军官和5名士兵的保护下在夜间开始行动。一路上，李锐舟等人不断遭到日军轰炸机的轰炸，所幸无人伤亡。

  当他们艰难抵达宾阳时，被1名站到石台木桥的士兵发现后鸣枪警告。李锐舟以为这名是友军，便打着手电筒向其靠拢，并询问对方是哪个部队的。没想到一开口，周围突然站起不少人，其中有3名士兵将李锐舟包围，1人还抓起他的衣服领子，开始用日本话质问。李锐舟这才发现对方竟是日军。

  为保护团旗不落入日军之手，李锐舟当即将抓他衣领的日军推开，随后举起手枪连发3弹。日军士兵没有想到这名中国军官在落入敌阵后会反抗，除了中弹倒地的那名士兵外，其余人都楞住了。等到李锐舟身后其余6名护旗官兵也开枪射击时，这些日军才纷纷反应过来进行还击，但李锐舟已经乘着混乱的机会迅速通过木桥脱离危险。

  李锐舟脱险后，发现与6名护旗官兵失去联系，便只身一人进入水田隐蔽前进，终于成功将团旗带出日军包围圈，并将其叫给团长温忠良。

  上述两个事例都是成功将司令部旗帜带出包围圈，并交还给部队长重振军威。但也有部分部队长对保护司令部旗帜带出包围圈不抱希望的情况，他们会如何处理司令部旗帜呢？

  在1944年的许昌保卫战中，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于城陷之际下令将师旗焚毁。在焚烧前，吕公良对着师旗含泪说道：“师旗是新29师的灵魂，万一落入敌手，将给中华民族造成莫大的耻辱，为保持我守卫许昌城池官兵的名节，突围前将其焚烧。每个有民族气节的弟兄们，要像师旗一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突围中不论是生是死，都要为师旗增辉！”吕公良的话和行为起到应有的效果，包括他在内的新29师大部分官兵都在许昌城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同一年发生的桂林保卫战中，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力战身亡。为了不让阚维雍的遗体落入日军之手，也为了保护师旗不落入日军之手，副师长郭炳祺命令将师旗包裹着阚师长的遗体掩埋进司令部附近的一个交通壕内。但在桂林沦陷后，日军找到阚维雍的遗体，为表示敬重，将阚的遗体重新殡殓入葬。至于师旗的下落，就再也没人提及了。